固安模式：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再思考，作为特定时代和区域历史文化的产物，“模式”是当地人民群众先行先试、积极探索的成就。无疑，模式本身是一种创新，但这多属于经验模式，建立在各自区域禀赋和相对优势的基础上。
通常而言，这些模式只具有类型相同的借鉴性，并不是能够广泛推广的案例。在中国，有一个县城和一家企业却做到了例外。
新时代下，县域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先锋力量。而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永远是革故鼎新、擘画未来的需要，亦是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在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央开始尝试对地方政府进行更大程度上的权利下放，“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也得以实施，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区域发展中，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因其综合性、枢纽型、层次性等特点，成为地方经济当之无愧的核心。
县域，或者说县级行政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的区域单元，可以说是国民经济的细胞。而县域经济，是指以县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代表的政权为主体，以具有独立规划和财政职能的行政县（含县级市、旗）为地理空间，以市场经济为导向，进行一系列资源优化配置的区域经济系统。
在一县之中，既有城市，也有农村，这是人口和产业聚集的两种不同分工形态。在县域经济体系中，既有产业部门，又有职能部门，堪称功能齐全的国民经济小系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在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中，由于其自组织性，这种不平衡却一直都存在。
当前中国的两千多个县域，在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巨大。在地理条件上，山区县、丘陵县、平原县各占据不同的比重。在区位条件上，沿海开放县、城郊县、传统农业县、山区县和牧区县、产业发展各有侧重。
从时空演化来看，从传统的城乡分离，直到现在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从产业结构来看，有资源开发型、加工制造型、工业贸易型等。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发达，中部次之，西部落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由来已久。
自古以来，郡县治，天下安。
这是两千多年来长久不变的命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是一个县域的国度，县域经济是真正的地方经济。
作为早提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并倡导模式研究的先行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言，因为各地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所以在向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
在实际过程中，不同的发展路子就是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模式的概念，要求人们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不同的背景和条件，在此基础上形成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和比较优势。
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模式，主要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以及其后出现的“晋江模式”“义乌模式”等。
本世纪初，“固安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城市的规划运营，实现了从工业园区到产业新城的创新之举，使得县域财政收入在15年间增长了80倍，成为后来学界探索PPP发展的经典例证。
这些模式是我国劳动人民在发展县域经济智慧成果，亦是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的实验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