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京为起点，沿着京开高速向南行驶，一块红色的广告牌映入眼帘，其中一个身穿黑色西服的老外手捧横匾开怀大笑，上面“我爱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几个大字尤为显眼。
初识固安，这里仅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县城工业园，但在王文学和华夏幸福的努力下，已经发展成为河北省级重点开发区和产城标杆。
从某种意义来说，固安是王文学的起点，他也曾多次对外提到，“我是靠理想驱动的，是诚意正心干好产业新城的”。
但如今，理想碎了一地，固安似乎也将成为华夏幸福产业新城的终点。
“选择产业新城，今生无悔”
人们常常发现一位离了职的首相当年只不过是个大言不惭的演说家；一个解甲归田的将军无非是个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
而所谓有勇有谋的企业家，当年也不过是年轻气盛、一腔热血。
1967年5月，王文学出生于河北霸州，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没有雄厚的家底，也并非含着金汤匙出生，日子过得稀疏平常。
中专毕业后，他来到了廊坊交通运输局，当了个普普通通的司机。那几年，他每天按部就班，生活没有太多的波澜，仿佛一眼就能望到头。
但20出头的王文学，即便出身在普通家庭，过着平淡如水的日子，也有着一颗不甘平凡的心。
1992年，年仅25岁的王文学辞去运输局的工作，在廊坊市委党校附近盘下一间门店，“川崎火锅店”正式营业。
选址恰当，来火锅店吃饭的顾客也多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给王文学提供了机会，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不是没有来由的。
很快，王文学找到了一个新商机——廊坊市政府大楼即将翻新，他便通过多方渠道揽下这一“瓷器活”。
从火锅店老板跨行到包工头，王文学也曾被质疑、被诽议，但他依旧带着一帮子人，热火朝天大干一场。
这也为他打响了名号，自此以后，王文学的“包工头”生意开始延展到周边城市。
按理说，王文学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但造化弄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各地财政收紧，随后人民银行强调“严禁信贷资金用于修建楼堂馆所”，财政部亦明令禁止地方债资金投入到这类项目当中。
一时之间，王文学两头为难，一边是政府工程款难以回收，一边施工队薪资无法发放。
艰难之时，他做出来一个惊人举动，当众烧毁来政府500万装修合同与欠款凭证，声明不再讨要政府欠款；同时，对于下游供应商与施工队，用火锅店偿还一切欠款。
在外人眼中，王文学“又傻又天真”，500万合同燃烧殆尽，这笔欠款自然也拿不回来了，辛辛苦苦做起来的火锅店也赔了进去。
但正是如此魄力，为日后的发展埋下了因果。
经济危机过去后，恰逢福利分房制度取消，住房商品化萌芽，彼时廊坊政府计划兴建宿舍楼，但手头也比较紧。
这并非一个肥差事，王文学还是主动接过了这个项目，不过与政府达成了协议，其一，他花钱帮政府盖好宿舍楼；其二，除宿舍楼之外，周边的空地要留给他兴建商品房。
多年以后，党校北部的“华夏花园”拔地而起，王文学也从曾经的火锅店老板，摇身一变成为开发商。
随后，王文学又接连承接了华夏经典花园、第五大街商业街等项目，总能寻得一些不起眼的商机。
在房地产的黄金年代，不止是华夏幸福，河北乃至全国都涌现了一大批开发商，王文学不甘做芸芸众生之一，2002年瞄准了固安。
那时候，廊坊周边北三县因与北京契合程度高，已经发展相当成熟，而固安有地理优势，但依旧“一片荒蛮”。
“开荒”并非易事，当时，华夏幸福高管团队无一例外否决了王文学转战固安的想法。然而，他却力排众议，毅然投入到固安产业新城的建设当中。
由于临近北京，恰逢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疏解非首都功能历史机遇，固安产业新城迎来华丽转身。2014年12月，这座位于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新城引入了400多家企业，从连年倒数挤入河北省GDP前五。
对王文学来说，固安不仅是产城模式开始的地方，如今也将成为结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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