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珺：通过改革试点推进全面开放，改革开放40 年，总结中国过往的发展经验， 渐进式是大的特点之一。渐进式的改革包含了先易后难、价格双轨制、新人新制度、老人老办法等探索， 而试点推广的制度是渐进式改革当中一个普遍的做法。
中国的改革具有渐进式的特点，我觉得所有的改革都是“ 砥砺先行”，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制度不能有空白的地方， 需要先创立新制度， 然后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地挑战和完善原有的制度， 使过去的制度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体制改革有很大的风险， 全国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发展类型都不一样， 如果在全国全面地开放， 风险非常大， 怎么样解决这个风险？ 试点是一个降低风险的好方法。经济学里谈到制度的演化和新问题， 所有面临的环境都是不确定的， 你要挑战这种体制更加不确定， 进行试点是降低不确定的有效手段。
中国需要更多的“深圳（楼盘）”，通过创新和资源的扩展、体制和文化的突破， 使深圳这样的一种案例和做法更多地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这就涉及到试点的方式。试点怎么决定？ 一种是上级认定，比如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的经济特区， 这是国家认定认可的；另一种是在现实当中涌现出来的， 比如山东诸城、广东顺德在上世纪90 年代中期进行股份制改革， 得到了当时中央的认可。
这两种试点构成我国经济转型的一个普遍特征， 通过体制性模仿和竞争性模仿两种方式，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所以， 科斯在《变革中国》这本书里说， 大多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根据自身的判断决定是否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 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实验室， 各种不同的经济试验区遍地开花。实际上有一些是上级认定的， 有一些是通过竞争性的模仿和体制性的模仿，来推动自身的发展。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 虽然都是试点， 但是各地区发展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讲经济特区， 四个经济特区发展水平不一样、结果不同。同样的一种政策为什么发展水平不同呢？ 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此外， 跟跑阶段的试点和并跑阶段的试点不一样。现在仍然需要试点， 比如自贸区， 我们的自贸区不是像有一些学者说的“free”， 因为它前面有一个试验区， 言外之意它不是境内的关外， 也不是海关的特别监管区。我们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可复制、可推广的， 实际上就是让某个地区在开放的过程中能够率先一步， 比如营商环境能够按照国际推行的规则更快推进， 这个方面我们还有更大的空间。
